我进了喻慧的画室兼书房,看看书架,架上放的基本上是工具书,我说,你还有大量的书呢?她说都堆在库房里,搬家过来以后,一直没时间整理。我深表同情,理书可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活。但对于喻慧来说,只要有地方堆,就堆在那里也无妨。
汗牛充栋的藏书,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说,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学者写书,研究学术问题,所有的引用都要标明出处,还要准确无误,那是要把自己的藏书理得分明,找起来才方便,引起来也才理直气壮。创作人就不必那么拘束了,比如张爱玲,她在谈到读《阅微草堂笔记》里一个小见闻时,引着引着,忽然来一句“手边无书,可能引错”,也就问心无愧了,因为不管有没有引错,读者关注的是她所引的这个见闻的趣味性以及她所表达的见解。
从张爱玲的这个“手边无书”,我和喻慧不禁谈到张爱玲的书房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相信,张爱玲是没有什么藏书的,她这辈子的使命是写书给人家藏。且不说她晚年为了避世而居无定所,不断地搬家,就算她有一个固定的大房子,她也不会存很多书。因为胡兰成曾写过一件事,有一本书他拿来与张爱玲共读,张爱玲非常喜欢,胡兰成要送给她,她却不要——看过就行了,不必占有,这是张爱玲独有的潇洒,自然也因为她的才能,她与书有一种天生的亲缘关系,能够非物质性地占有书——都在她脑子里了。我则因为记性差,看过了也要留着,准备再看,结果,很少有几本书会去再看的。
喻慧谈到前不久有朋友让她重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看看是什么感觉,她读了几页,实在很难再把兴趣提起来,就放下了。
我问了喻慧一个我自己感到好奇的问题,她近两年在书法上很下了一些功夫,练字常常要抄一些古文(她的书架上有一本《古文观止》),我问她,写书法对于阅读古文有没有增益作用?手的动作能不能帮助古文深入脑子?喻慧想了一下,说,写书法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字形和运笔,不太关注内容,要想对古文的内容加深印象,还是要靠读和背诵。
是的,我想起一年前,喻慧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古诗,包括《春江花月夜》那么长的诗,我问她现在还背吗?她说,现在没背了,以前背得的也忘了不少了。现在喜欢自己编了,比如春节给朋友写对联,以前都是写现成的对子,现在不过瘾了,就自己编,要把朋友的名字嵌进去,或者要符合朋友的境况,一旦编成了,就很有成就感。我说,这大概就是那些背过的诗侵入到骨子里去起作用了。
喻慧说,读书是一个凝聚提炼的过程。20岁的时候,喜欢读小说,大量地入迷地读,像《安娜·卡列尼娜》这些名著都是那时候读的,那时候别人的故事特别有吸引力,外出的时候总是抓一本《红楼梦》,随便从哪里都能读进去。30岁的时候喜欢读散文,散文里的思想和感悟给人启发,让人思考。到了40岁就喜欢读诗了,尤其是古诗,唐诗宋词,它们的形象和意境,言有尽而意无穷,你可以反复吟咏品味。现在更简单了,出门就抓一本字帖,看一个字的字形如何好看,为什么好看。
我说,你说的这个过程有一种丰富与简单相对应的规律,有外延与内涵成反比的关系。
她说,也许是因为自己经历的故事多了,就不必再看别人的故事了,也许自己变丰富了,才能体会到那些看起来简单的东西里面所含的丰富的意蕴。
我看了看画室墙上喻慧最近画的画,是一批樱桃萝卜和它们的叶子,还有叶子上虫咬的洞以及马蜂,几组萝卜由小字连成整体。家常的题材,让我的眼光无思无想地驻留在上面,大概接近天籁的东西,都能产生这种一眼就能看尽、又看多少眼都看不尽的效果吧。
可是喻慧说,这批画还没有达到她心中最理想的效果,因为在这些萝卜的自然姿态中,她没有发现让她惊艳的姿态,只好自己动手摆了一下。喻慧这一说,让我想起她不久前展出的一幅画,画的是其乱无比又乱得极有气势的一堆树枝,那个造型真是神来之笔,与萝卜朴实无华的静态相比,它充满了蛮不讲理的动感,想必这个造型的“组织者”是大自然,大自然给了画家一个创造的机会。但是,假如画家对于美的感觉是散乱而迷茫的,她能得到这份奖赏吗?一堆乱树枝,就算是个机会,也是火中取栗的机会。
因此——让我们回到刚才讨论过的那个阅读的规律上去,虽然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当自己的内在单薄而无主见的时候,所要求的阅读物一般是需要有点刺激性的,兴奋点也是散的,年轻时,我们无不在在面广量大的阅读中寻找自己。等自己的内在变饱满了,对于美的感受力变强了,那些刺激性强的东西就不再构成兴奋点了,甚至连刺激都不复存在了。而潜在的未知的美,因为需要凝聚起全部的精神去发现,故而对成熟的阅读者构成挑战。潜在的美不拘形式地隐藏着,需要我们同时保持开放松弛的心态和随时发现的机敏。这时,一堆乱树枝也能引起喻慧的审美感应,她成功地用它们表达出美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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