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媒体都越来越强调策划。某媒体主编经常针对某个素材交代他的部下：大做，或者是：小做。无论大小，都是一个“做”字。
但是策划的要素是什么呢？如果只知道这个“做”，只怕是很难做下去的。
记得多年前策划之风刚兴起时，我和北京报纸的一个副刊编辑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那时新来了一个老总，要求副刊的版面全部要有主题性的策划，不能像以前一样只登自然来稿，于是副刊编辑不得不每天动足脑筋想点子，找题目。一个题目策划出来，又要去约稿组稿，要有一批枪手来撑他的版面，有些话题想发动读者参与，也要枪手先撑着，撑了几天，好不容易熬到读者参与了，差不多就该换题目了。这么辛苦地做，效果怎么样呢？编辑的意图不用说是醒目多了，版面上的自然风，代之以强劲的人造风，可是强劲就能留住读者吗？未必。甚至有些题目，新鲜感在见到的那个刹那就消耗掉了，读者只看个题目，连讨论的内容都懒得看——大家都是人，你编辑拍脑袋想出来的，我读者拍脑袋也能想出来，谁又比谁更聪明呢？
编辑们在开始策划时，往往会说一句话：最近有什么可做的？立足于这个“有”，就难免吃力不讨好。要知道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大本事是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有，而用其无。好的策划从来不用已成形的东西，只用未成形的东西。什么意思呢？我拿最近文坛上闹的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来说。
女作家虹影出了一本新书，当然想炒作一番。这就是“有”在那里的一件事，于是召开作品讨论会，做常规动作，按这个动作操作，出版社得花钱，请评论家，请媒体。所有的版面都要自己去开拓，效果也就一般般。
虹影虽然也这么做，但是她的主要力气并未投入在这个常规动作里面，她是很会知白守黑的，她一贯能捕捉意外飞来的机会。这个机会这次果然又被她抓住了，于是在全国的媒体上闹出了一场女作家与男评论家对峙的风波。
起因是一位叫王鸿生的评论家，在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参加女作家的讨论会每次都感到心情很矛盾，说实在的中国50年代的女作家现在已经苍老不堪，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毕淑敏吓了一跳，十几年过去，她成了老太太了。60年代出生的我认识的，如林白、海男、陈染，仔细一打量，我觉得很残酷，她们已经基本上被耗尽、吞噬。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些作者说一些批评的话就觉得非常不忍，但是如果说一些捧场的话，我觉得又很没有意思……”
王鸿生的这段话，意思不太成形，他自己后来声明，是出于对生命的悲悯，但是虹影“怒讨说法”、让这段话变成“不讨论作品，而拿女作家的年龄和长相说事”，也不能算没茬找茬。这种含义有深浅、理解可以有参差的状态，最可以让大家各执一端，形成争论。于是媒体兴奋起来，到处采访人，被涉及的人纷纷发表声明……大家一起推波助澜，虹影的新书座谈会就越闹越大了。
由此可见，策划的要素有两点，一是勤于待机。心里有目的，要能等得住，不要主动去把它做成形，目的成形需要机会造就，而机会只能应，不能找，主动去找，忙忙叨叨，反而错失真机会。那待机是不是可以懒呢？不，它实在比不待还要勤，而且难。在静态中你的心必须是打开的，连背上的毛孔都是张开的，就像功夫好的人，背后有人来袭，也能感觉到风声。二是敏于应机。待机是被动的，但是没有被动到死，而是有呼吸在其间，这呼吸的节奏能与属于你的机会产生自然的呼应。比如虹影，她喜欢挺身而出，也知道女作家一“挺身”就有“出”的效果，于是她就应上了王鸿生送来的这样一个让她挺身而出的机会。机会是倏忽而过的，没有下意识的判断抓不住，应机靠的是直觉，一旦应上了，你就是中心了。接下来，大做小做，怎么做都成。“做”在策划里，其实是很次要的。
策划最重要的，是占据那个能调动大众兴奋的点，如虹影那样，适时地将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转变为男女关系，但是这一扭就使她的应机不成为作家的正应，而成为女人的歪应，她确是一个能处处歪应的人，她应上了很多机会，但是她的作品想入正道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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