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博物馆接受了刘丹的建议，与大英博物馆合作，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大英博物馆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素描精品展。
刘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素描情有独钟这我知道，他认为这一时期的素描是艺术家内心与上帝交流的形式，并不仅仅是绘画前的底稿，它们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不同于后世的学院派素描，因此他想把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部分作品介绍到中国来。
我起先不觉得我要到苏州看这个展览。刘丹所说的“跟上帝交流的形式”我倒是想了一下，我所理解的是，这里面有与上帝交流的那个过程的痕迹，“痕迹”两个字让我一下子想到张爱玲的话了，她说：“伟大的音乐是遗世独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属于超人的境界……在不纯熟的手艺里，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人的成分’特别的浓厚。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又说：“听好手拉胡琴，我也喜欢听他调弦子的时候，试探的，断续的咿哑。”
调弦子是为正式演出做准备，要根据自己的听觉作一番校准，素描要为绘画成品做准备，比调弦子复杂得多，它不仅要校准，更要发挥，在无限的可能性的混沌中，时时要找到内心的上帝，跟随那幻象的指引，如履薄冰，同时依靠训练素养带来的本能的直接性，把笔触落实到一种可能上，再根据落实的这种可能，随机变换出下一笔的可能。这里既有人与上帝交流的痕迹，又有与上帝接通的刹那，它在人工上可以是不完整的，但是它有人的至诚和神的赐予。
所以，也不能真的拿张爱玲说的这些手艺来比喻绘画大师的素描，那些不纯熟的手艺是不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的，被张爱玲写成文字，才有艺术价值——仍然是文字有，不是那手艺有。
我这么浅浅地比较过以后，就算了。南京与苏州，即使再近，也是有距离的，最主要的，我不是画画的人，我也不会鉴赏，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我的眼好像是最拙的，上帝扣下了该我那一份的视觉敏锐，或许在身觉上多给了我一点。我特地跑过去看，能看出什么名堂来？
刘丹大概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素描展览了两个月，他也没叫我看，到最后一个月了，大概想想这么难得的机会，又是他起头创造的，却让自己家人错过了终究可惜，便在电话里提了一下。我还是挺犹豫，去问画家姚红，姚红肯定地说，值得去。还说，苏州总比英国近啵。
这一比真的觉得近了。同时还起了“我要认真学习”的劲头，甚至想给刘丹打个电话问个要点什么的，怕自己看了个月朦胧鸟朦胧回来，辜负了展览。后来没问，也是想，算了，我倒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感觉，也算一种实验吧。
结果那天有王吉鸣跟我一道去，她是收藏家王一羽的女儿，好东西看得多，悟性又高，一大篇写得很好看的书法，个别没写好的字会在她面前自动跳出来，我们说她是个“毒眼”。她自己怕露尖，总想抹煞这一点，可她内在的醒觉与见识、她由内而外的修为——存心忠厚、善解人意和直言不讳兼具，使得她哪怕是躲在远远的边缘，也被一些木秀于林的朋友慧眼识得，找她做最知心的朋友。
有她在，我的收获自然多了些，但我不知道这些收获是不是能终究归属于我。
中午到了苏州，王吉鸣的第一目标是吃苏州的双浇面，在点菜师这个身份上，她是当仁不让的，她不仅眼尖，而且舌刁，恰好弥补了我眼拙舌也拙的短板。我们在苏博附近找到了一家百年老店，点了双浇面后，她看到实物嫌不够，又加钱加料变成了三浇面，品尝后的评价是，什么都好，就是不够烫。她加了一些醋，说她爸爸说的，吃面不吃醋，等于吃抹布。她又打量面馆里的桌子，说还是旧有的款式，这点也很好。最后，王吉鸣总结说，比南京大饭店里的好很多，而且价廉，仅这碗面，火车票就花得值了。我想起她说她喜欢其父收藏品中蕴含的文化生态，她把一顿便餐变得如此超值的愉快，也是一种好生态呢。
在苏博外面排队等待进馆时，一批一批地放人，恰好轮到我们时，拦住了。那个空档，博物馆的前厅正好没什么人，只有一个人进去，圆形的玻璃门一开一合，扰动了我们无聊中的注意力，后院白墙前像水墨山水一样的石片如仙境一样呈现了。以前我来苏博曾在白墙前面站过，那石片也曾一览无余地看过，却没有从大门口这里隔一个院子两重玻璃一个大厅一个露台一座桥以及两片水地看过，也没有准备要在这里看，因此这一景是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降临的。我和王吉鸣同时被惊动，但说出口来的却是她。她的反应是直接的、自信的，我的反应是弥漫的，好像还在掂量这个惊动是不是真的，值不值得说，此时听到另一个人发出惊叹，立即有一种共鸣的快乐。不过接下来看画，就很少有这种共鸣了。因为好画的信息是丰厚而内敛的，我们俩发现的能力，反应的形态，在石片面前那一点点的差异到了素描的精微信息面前距离就拉大了，我清楚地感觉到王吉鸣的敏感在吃力地拖拽着我的不敏感往前走，最好的画似乎老远地就向她打招呼，把她招呼到面前去，我还在一幅一幅缓慢地看，她已经提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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