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的书《疾病的隐喻》,提出了一个一般人不会深究的问题,那就是某些尚不清楚病因、因此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因而也是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比如结核病和癌症。关于这两种病有诸多阐释,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病负有责任。患病的原因是他们在无意识中将疾病当作了人格表达的方式,但是人格没有向外表达,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结核病人在19世纪被看作艺术家的病——柔弱而优雅,内在的激情想要爆发,却因体质太弱而被压抑,他们是反叛者或不适应社会的人。而20世纪的癌症就没有这种浪漫形态了,它那无限复制和增生的细胞瘤子,效劳的是一种简单的、可能转变成狂想症的世界观。它象征着失败的人生,标志着大自然对技术统治的报复。因此,癌症的意象更具惩罚性,它被当作因表达无能而患上的一种疾病,而这种轻蔑使得患者不仅要承受疾病的痛苦,还要承受耻辱。
桑塔格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她的使命是为公众代言,但是她所批判的隐喻,并非法律制度大众舆论这些有形的东西,而是被人们看作“天启”“天谴”之类对天意的揣测,这些风言风语,怎么去压迫她所代言的那部分人群呢?我直到把书看完,也没有找到二者矛盾的焦点。相反,由于她洞察秋毫的描述,她反而让我们集中见识了种种隐喻的精彩、存在的必然性和无须扫荡的自生自灭性。
如果我不是从前言里知道,桑塔格自己曾患过癌症,后来康复,我几乎找不到她写这本书的动机。在患病期间,她对这种将人类文化的巨大缺陷比喻为癌症感到愤怒,她的论点主要是:一,这种隐喻是没有根据的;二,人们对“增长问题”的无力解决、及对历史进程中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之恐惧,那是整个人类的问题,而不应该让癌症病人来顶这个缸。
道理是不错,只是无关痛痒。隐喻又不是科学,要什么根据呢?或者说,其不可理喻的存在就是根据。至于第二点,桑塔格似乎在为患病人群伸张正义,然而,一个普通的得了癌症的人,他当真很在乎这个吗?死亡近在眼前,他所焦虑的乃是疾病与身体的关系,好比一个遭受实体伤害的人,他是不觉得影子的伤害的,而且,既然癌症的病因复杂神秘,那么隐喻所带来的社会歧视也未必能确定地指向他,他是否受其伤害将主要取决于他对死亡的态度,如果他不接受死亡,就算他的病是浪漫高雅的,他也未必能得到安慰。
因此,说隐喻对于身患癌症的人具有雪上加霜的作用,未免太笼统了。对于许多健康的人,隐喻倒有隔靴搔痒的作用——当疾病借助隐喻的阴影扩大它的影响,使致癌的可能性显得无处不在时,“我会不会得癌症?”这种问题就经常出现了,尚未得病的人免不了要将自己在各种病因中过滤一番,这种自省应该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隐喻的强刺激,也许最可能发生在一脚疾病、一脚健康的人身上,此状态变数极大、前景暧昧,最易受意象的折磨。“为什么是我得这个病?”这是患病个人最初的天问,在揣摩天意的过程中不免究遍各种隐喻寻求可以自安的说法,但多数人在这个充满问号的虚拟空间里呆不长久,他们被渐渐确定的情况回收到现实之中,不看桑塔格的书,也做到了桑塔格的主张:生病治病,让隐喻不了了之。也因此桑塔格写这本书,最终失去了要她代言的基本人群,说到底,隐喻的对象不是公众而是个人,隐喻之隐,隐喻之喻,所唤起的只能是自愿响应者的自言自语,如桑塔格的这本书。
2004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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