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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明工作间

画地为牢,周围有镜子,人在里面,干活、自恋、或自省。

 
 
 

日志

 
 

几率——暗藏的敌对势力(上)  

2015-12-12 02:02:47|  分类: 我爸我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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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的上旬,我爸按照周平均一次的频率,又狠狠掉了一次下巴,是半夜一点钟掉的,当时还下着雨,颐家小站的两个小伙子打车把他送到市立第一医院,几分钟就复位上去了,回来,3点多,又掉了,又送,这一回两个小伙子不敢回来了,就像我曾经经历的那样,在回来的路上坐在车上,托着我爸的下巴,车一颠就紧张,再说,谁敢保证天亮之前不再掉呢,他们回到家不还是要候着吗?还不如呆在医院,身体累,但是安心。三个人熬到6点半,想着快到早饭时间了,再掉也可以接上附近医院口腔科的白班了,才回来。
这一次,我爸下巴的非正常运动虽然没有创造新的纪录,但是他牵动的人力资源超过了以往的规模,我们家属支付的经济成本也大幅增高。这种增高虽然承受得起,这取决于密度,十天半个月来一次还可以容忍,如果每天来一次,心理难免失衡,那花费都赶上重病大病了,重病大病还有医保报销,我爸同样是生病,连医保的边都沾不上。有朋友提醒我说,你爸掉得这么频繁,难道不能住院么?找找人,住康复医院或医院的康复科总可以吧。我一想,也对,回家跟我老公商量,他提到离我家不远的一家社区医院,就是以康复为重点的,省口腔医院还在那里开了分院。乍一听,我信心高涨,怎么这么巧啊,这个医院简直像是为我爸开的,谁知凑近一问,竟是貌合神离,医生们向我指出制度的嫌隙,那是一道跨不过去的深渊。她们回答我说:首先你这个病是门诊的病,不是住院的病,没有住院的指征,我们不能收你住院。第二,我们康复科康复的是别的病,康复不了口腔科的病。虽然我们是三楼,省口腔分院在二楼,可我们是两家医院,我们调动不了他们的医生。我说,假如这个门诊的病,它早也发,晚也发,天天发,我们简直就离不开医院了,也不能进化成住院的病吗?医生说,随便你到哪家医院去问,门诊的病就是不能住院。我说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应了那句话的模式:我不在医院,就是在往来医院的出租车上?医生跟我聊得兴起,灵感勃发地说,你啊,只能到市立第一医院的旁边租个小房子,下巴一掉就往医院推。我一想这是把学区房的思路扩展为病区房了,倒也不失为一条路。
另一位医生找到一家民营护理院的宣传册,说有的护理院说不定愿意收,你可以去问问。我当天就打电话问,接电话的人说她们的医生大多数是内科医生,她要问问院长,下午给我答复。到了下午,我几乎把这事给忘了,答复却来了,说他们能解决我爸的问题,让我去面谈。我又一次兴冲冲地跑去,但是没谈两句,我就发现院长对我爸这个病所造成的麻烦程度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她说他们有个病人的家属下巴掉了,一个医生一下就给托上去了,还说他们要想法把我爸的下巴用绷带固定住。我一听就泄气了,这些思路都是1.0的初级版本,是我三年半经历中最早用过的、已被证明为不靠谱的办法。偶尔复位算什么呢?我有一次搞搞弄弄的,我爸下巴上去了,我还以为我能学会那个手法呢。我爸自己活动活动偶尔也能上去,但这不是医疗上的保障,至于固定下颌,更是幼稚的幻想。我把这些困难对院长说了,她也有点畏难了,但是仍然不知深浅地愿意接收我爸,说要不住进来试试?他们的床位费是可以进医保的。我问:那个给病人家属复位的医生是口腔科医生还是按摩师?她底气不足地说:都不是,不过我们治不了,也可以送市立第一医院。我说,对,我上网查过,你们院离市立第一医院的打车费跟我家到那里差不多。不过我的目的是给我爸找一个发了病不用移动他就能得到治疗的地方,这一点没有把握就算了,毕竟他这么大年纪,适应一个地方不容易,我就不试了。
忙了一圈,就像苍蝇在空中打转一样,我又回到了原地。各种可能性都已试探过,我也更加看清了“形势”。面对我爸越来越频繁的发病几率,找不到一个降低折腾幅度的办法,他不可能像我表弟媳的侄女那样在上海九院做手术,从髋部附近的某个部位取块骨头,补到下颌关节上。90多岁的人了只能得过且过,只能不断地看门诊。他也没有那种运气,能在附近找到一个对位服务的人,像我同学的外婆一样,她外婆一掉下巴,他们家就把那条街上的理发师找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这样的理发师。
我不知道我爸给我这个监护人选的这个让我与之不懈斗争的病究竟要考验我的什么素质。记得苏珊·桑塔格写过一本书叫《疾病的隐喻》,说人们会在疾病中寻找社会意义或道德意义的隐喻,把患病的原因说成是人们在无意识中采取的人格表达的方式,这一点加重了对病人的伤害,让苏珊·桑塔格颇为愤怒,故而写书批判。可我却认为人们寻找隐喻是想从“为什么我得这个病”的无解困境中找到一点抽象的解释,以便从那个现实的系统里转移出来,让自己承认神秘,接受现实,这是病人和家属内生的需求。比如我爸一辈子自我中心,他在这个年纪才出现这个病,是符合他的逻辑的。此病很有辩证法,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典型表达,“治好了”的福紧挨着“又坏了”的祸,两者转换轻便,你永远分不清他的状况是让人放心还是不放心。一般来说,健康能自理的老人和丧失救治希望的病人都容易被忽略,被不知不觉地边缘化。惟有我爸,永远驻扎在我们关注的中心,因为他最轻微的一个动作也会造成一场漩涡,让周围的人忙得团团转。这种统治外境的优势不是来自他的故意,是老天为他作的选择,就像他年轻时的英俊漂亮来自天赐一样。不过他年轻时的吸引力我们比较好理解,年老不能自理时还能对他人有这样的支配力,着实让人惊叹——丧失了高地的吸引,随即就引入了凹地的吸引,这种安排难道不是奇迹般地对称吗?
那么作为紧临漩涡中心的首当其冲的被吸引者,我能从中找到什么隐喻呢?我觉得最让我郁闷的是“几率”(或称“概率”)这两个字,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下颌关节复位是很简单的事,认为我跟此病斗争了好几年,早该学会这个手法了,我也不断地听到这方面的例子,在路上随便碰上个中年妇女,她都能告诉我,她十二三岁就经常给她奶奶复位了,好像遍地是能手,我随便一找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人似的。另一方面,当我真的去做,这种成功的大概率又变成小概率了。比如:去相应的机构寻求帮助,再大型的养老院,因为这个病的发病几率太低,配备口腔科医生的几率简直就为零,三甲医院,口腔医院,配备急诊医生的几率也很低。靠我们自己呢,颐家小站的工作人员曾打算买模型来练手,医生却警告说,最好不要在病人身上试,否则会加重病人的损伤。总之,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时时被小概率限制着无计可施,于是那遍地成功的大概率更加重了我的挫折感,好像中奖率为百分之九十九,我偏偏在那中不到的一小撮里。
以前,我倒不太在意这个几率问题,那时我尽忙着打听治疗此病的可能性,探讨及制定避免发病的进食纪律,进而忙着理顺就医程序、请人代劳等事,几率问题顶多让我感到有苦说不出而已。现在,上述那些事都已经做到顶了,我才清楚地看到几率这个暗藏的对手,与此同时,它也一步步地走到了前台,它对我爸这个病的操纵力度也在加大,我爸已从早先的半年发一次病,发展为今年夏天的月均一次,并在入冬以后进展为每周一次了,是的,它的操纵力度还有进展的余地,而我,所有具体的手段都已使了出来,我还能怎么对付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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