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团圆》，有人提出只能算她的未完成之作。她1976年写成，到1993年还说在修改，我们没看到她的修改稿，不好下结论，不知道她的修改方向，是为了在艺术上另有突破呢，还是为了避免政治和人事上的麻烦，如果是后者，那她这部著作应该算完成了，改不改都是一回事。
宋淇夫妇替张爱玲出主意，要她修改人物的身份，把男主人公写死掉，让胡兰成对不了号。他们怕胡兰成这个快淹死的人，把张爱玲拖垮，其实胡兰成作为障碍也没有存在多少时间，他很快去了日本，1981年就去世了，从1981年到1995年张爱玲去世，《小团圆》在张爱玲手边呆了十四年仍然不拿出来，这个疑团理应让我们看到，胡兰成等外部的障碍其实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张爱玲内心的障碍。
宋淇夫妇的修改方案虽然不合理，修改的动机却来自一种合理性——他们的反应从隐喻的角度看非常准确，它代表了读者对作者的一个说不出来的批评，那就是书中主人公与张爱玲本人距离太近了——不信我们可以再试一次，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想把《小团圆》的人物当独立的人物看，这些人物还是会不知不觉地、赖住不放地、往张爱玲本人的八卦上靠，仿佛不如此那人物就立不住，眉目也不清楚似的。宋淇夫妇作为第一读者，他们敏感到必须解决这个距离的问题，可他们不是艺术家，他们是普通人，普通人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在表面上作变形处理，好比给肖像画中不长胡子的加上胡子，留长发的改成留短发，明明画得很像的，故意涂改成不像，让你认不出来。然而，又怎么可能认不出？
宋淇夫妇自己与张爱玲很接近，他们自然拿“逼真”这个好处不当回事。可张爱玲的粉丝们是多么渴求逼真啊，他们太想通过这部自传体小说了解张胡之恋了——张爱玲也太清楚这一点了。硬加一层修改，半遮半挡的，读着别扭不说，反会更刺激读者在八卦上的兴趣，追索求证不已，倒丰富了让胡兰成对号入座的内容。所以这种解决距离的办法是适得其反的。而艺术家所创造的距离可以是另外一种，可以在表面上与真人极像，细节全是真的，看起来很客观，实际上却用这些客观的细节搭建了一个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主观世界，实现了情境的颠倒，就像同样的碳原子从松散柔软的石墨中解构出来，可以重新结构成坚硬无比的金刚石一样，当然要组合成后者，需要2千摄氏度高温和5万个大气压，张爱玲后来的处境或力气未必能使她完满地做到这一点了，可并不妨碍她对这一点有认知，也许就是这种艺术上的自觉，导致了她对《小团圆》的不自信，假如她能通过写这本书，让自己的一段痛史实现了凤凰涅磐（在另一种意义上把胡兰成写死掉），她还会在乎胡兰成什么反应？虽然《小团圆》刚写完时，她有“港台同时连载”的兴头，可既然这兴头被宕掉了，凭着她心里的标尺，她应该是越来越有数，那么长的时间她一定看到了作品的鸡肋之憾——出版不放心，销毁又舍不得，结果她的艺术敏感决定了她与一场炒作带来的现实好处无缘，毕竟是她压箱底的最震撼隐私，所引起的关注和轰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好处都让后来的出版商得了，这也是张爱玲的宿命。
以上当然属于我的推测，如果这推测成立的话，《小团圆》在张爱玲看来，那就属于望不到头的未完成之作，她越改越觉得拿不出手，乃至于有了销毁之念，同时又不甘心，希望还有改好的可能，可直到去世，她都没改出让自己满意的版本来（在她的一大恨事《红楼梦》没写完之后，《小团圆》改不好可算得另一桩了），但对于读者来说，不了了之也是完成，只不过这个完成，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天才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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