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和吴舒里去看我的马，路上碰到了军马一场的一个领导，吴舒里就介绍我，这是“烦不了”的主人。该领导除了跟我握握手以外，没有什么话。我的马在这里是宝贝，没有他们领导签字是谁也不能动的，我却像一个不相干的人，于情于理都让我想不通，我千里迢迢还是第一次来看马，见了面连句客气话都没有，真不像西北人的作风了。
我隐约觉得吴舒里有事瞒着我，就托李子的一个朋友去帮我问，问的结果是，这匹马已经跟我没关系了。因为我算是卖给他们了。
我的心理准备，不足以接受这样斩截的结果，大吃一惊之后，立即去找吴舒里，问他：谁叫你卖我的马了？我的马，自从把它买来，就没想过要卖！我夸张地认为他毁了我半世英名。吴舒里抓住了这个“卖”字大声质疑：谁说我们的马是卖给他们的？我把你的马卖了，我还会让你到这里来看马吗？走，我可以立即带你去见总场的一把手。
总场太远，为了证明他没卖，吴舒里带我到一场场部去查档案。查出来吴舒里在几年前跟军马一场签的一个置换马的协议，协议说，为了满足三匹种公马马主的乘骑需要，马场提供两匹成年马、三匹小马驹，以及三万六千元的草料费，钱和马都支付完毕以后，三匹种公马将永留山丹军马场。现在这个协议已经执行得差不多了。吴舒里几年前就领走了二万四千元和两匹成年马（据说马已死），去年则领走了两匹小马驹，剩下的一万二千元已拨到了他弟弟的丹马旅游公司的帐上，还剩最后一匹小马驹，吴舒里随时可以领走。
好了，这就是真相。我问吴舒里，你有什么权力替我做主置换？置换不就是以物易物吗？不就是买卖吗？我忽然觉得委屈，想到“烦不了”真的跟我没关系了。惹得吴舒里的一个朋友也加入了劝解，他说一匹种公马值多少钱，吴舒里怎么可能这点代价就把它卖了？他又不是呆子。吴舒里忽然兴奋起来，便给我打包票，说，你要一个什么说法，我立即找总场一把手要。比如，给你一个证书，证明“烦不了”永远是你的，你是借给马场支援改良马种的。怎么样？
我想了想，我要这个劳什子干什么？给吴舒里一个敷衍我的机会吗？我相信立那个置换协议的时候双方是充满善意的，不是真的做买卖，可现在你要明确自己的权利，对方会以为我们想把买卖重新做。吴舒里是个不怕折腾的人，他从我的发难里说不定看到了某种机会。他弟弟的丹马旅游公司作为开发旅游的先行者已经亏损累累了，加上吴舒里在经营上的水土不服，他大概正等着什么事闹出来，好让他趁乱解困呢。我不想搅到这里面去，我也不找马场，我就跟吴舒里本人算账。我说，请你把我的一万二给我吧。
吴舒里痛心疾首，用弓起的中指敲桌子：刘丽明你变啦，你以前什么都不要的，你现在要一万二啦。
我心里讶异，仿佛自己被一道光改观了，瞬间变了颜色，本来我金光闪闪浑身是理的，在吴舒里的逻辑魔术中，竟然变成了灰扑扑的理亏之人。吴舒里不按常理出牌我是早有领教的，买马的时候，他觉得马好，农民开了价，他说这么好的马，怎么才卖这点钱，他就加1000元给人家。租房子也是，市价300，他开口就给人500，让别的租房人叫苦不迭。我要是对他说，凭什么我不能要一万二，你来要？他一定会强调他不是那种图私利的人，他和他弟弟的丹马旅游公司为发展山丹马场的旅游业，已经倒贴了很多钱了。至于几年前他领走的二万四，他说给了另外两匹马的马主。但愿如此，这也是可能的。
我知道吴舒里即使有钱，也绝舍不得把钱给我的。给另外的马主有可能，因为他们是老板。他会把该付的钱首先付给那些有可能在他的事业里投资的老板，这样那些给出去的钱，就会带着他的隐性支配权延伸潜伏在对方手里，一旦有机会还能返还给他。给到我这儿来就完全断了他的想头了，我一个工薪阶层缺乏给他投资的想象前景。或许他会认可我是他的朋友，可在他的逻辑里，亏待朋友，讨好对手，或者说，亏待旧人，讨好新人，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比如李子，李子人很厚，是帮他接地气的人物，他屡次伤李子的心而不自觉，总认为自己是：行大道者，天助。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天派来帮他的，他只需买天的账，不需要他个人动感情付帐。而对手或新人，是他扩大事业基础要争取的对象，他们身上带着新的机会，需要他有所作为。我明白吴舒里的逻辑，就不会为他的言行伤心。我们一起养马好几年，我从马上摔下来足有十几次，最倒霉最沮丧的时候，多数是他和李子救助我，李子给我留下了同甘共苦的亲切感，吴舒里与我之间，则没有情谊，只有故事。不过我倒是赞赏他毫无情的负担，“天若有情天亦老”嘛，他是不老的，永远憧憬着一种“大道”。他使“烦不了”与我结缘，又给“烦不了”找了一个能实现它最大价值的地方，就算把我的马主身份不明不白地搞没了，我终于还是感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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