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出去。我妈妈说，啊，你又要出去啦，去干什么？做瑜伽吗？
我说是。
你不是星期二才去过吗？今天星期三又要去啦？
这两天都可以去。
你以前不是星期三和星期六去的吗？
对，可是我上个星期六没去。
那你以后是不是改成星期二星期三了？
没有。我这个星期六中午还要去。
怎么又是中午了，不是晚上的吗？
因为课改了。晚上会馆有别的活动，不上课。
讲完这几个来回以后，我走了出去，心想，我能不能不解释呢？能有什么办法，让我不必在这个层面上跟人讲那么多话？
我妈妈总觉得，解释一下，打声招呼，能费你多大的劲呢？她不能理解我被迫说这些话时自己对自己产生的无名愤怒，因为这样的说话，改变了我自我中心的状态。
自从把我爸妈接到我这里，我的时间表就相对固定了，因为我妈妈要把这个时间表固定在她的记忆里，这种固定，增加了我的惰性，要想少费口舌，就尽量不与她的记忆相冲突。
而我以前，何时出去上瑜伽课是即兴的事，只要家里没事，我想去就去了。那时，我是在一个小家庭里，现在，两代人一起，算是一个大家庭了。在大家庭里，各人要做的事最好形成规律，这是减少人际交往成本的常规办法，所以我妈妈的反应是有道理的。不合理的是我的个性，我希望在大家庭的构架之下，依然偷换出小家庭、甚至无家庭的生活方式。记得我一个朋友、画家喻慧说过我，说我看上去不像是有家有老公有儿子的。是的，经过多年努力，我已经在实质上解构了与老公、与儿子的近距离关系，达成了在生活琐务上不彼此牵挂、也无须解释的理想状态。老公与儿子到底是比较好办，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重心，要想跟我爸妈之间实现这种距离，可就任重道远了。难道这也是我主动把他们接来的一个我不知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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