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妹妹看了我的博客,从香港打电话来,说,我就这么一个外甥,我想飞回来参加婚礼的。我说你那么忙,回来只能呆两天,两个月以后又要赶回来过春节了。春节大家聚一下不是一样的吗?
她没有立即同意我,还在思付着怎么把时间挤出来。唯一的外甥,“唯一”这个字眼,似乎指示着一种形式上的完整要求,直到我说刘丹的波士顿展刚好就在这一两天开幕,是刚性的不能来,她才释然。因为就算她赶回来,她小哥哥不能来,人还是不齐,那她也不必那么辛苦地求一个形式上的完整了。
我第一次觉得,在儿子婚礼这件事上,要面对多种价值观、且都要并行不悖地尊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很多事情是说轻就轻,说重就重的。有人劝我,人生嫁娶就这么一次,大喜事啊,热闹一下铺张一点也是应该的。大喜事是不错,可我一看婚礼的程序,我要被卷进繁文缛节里面去,我就头昏,心想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儿子来,弄了这么一套摆弄人的程序,事已至此,我能拿这个系统怎么办呢?假如我只在我的角色上作局部反抗,除了使这个系统运行得不流畅以外,发挥不了一点建设性,那也是不行的。说实话,我简直不知道自己到时候会是什么态度。昨天我去参加一帮朋友的聚会,一个邻居打电话给我,说:啊?你儿子办婚礼,你到这个时候还没事人一样地参加聚会?我心想,我也没闲着啊,表面上我没干事,心里却在不停地修炼,为了成全儿子的套路。
在我同事的眼里,我为自己准备什么行头,是一件颇具娱乐性的事。我妹妹那么老远也在关心着,让我去商场买新的,我说我一进商场,被海量商品一包围,就像到了孤岛,身外全是异己的力量。不禁自嘲:活到60岁也不知道如何打扮自己。想不到我妹妹没有笑,反而安慰我:没有关系。莫非我的语气里有委屈的成分了?后来我想我的感慨应该修正一下,我在乎的不是会不会打扮自己,而是活到60岁还要想着去混过打扮这道关。
我只有几套夏天的衣服,穿起来稍稍有点自信,是韩青买给我的。我到济南去玩,她要让我去见她的系列男友,就把我带去商场,按照她所设计的适合我的式样,买了几套。整个事情滑稽而倒错,但韩青很有成就感。这些衣服我回来一穿,眼尖的同事立即从我身上看出了外来因素,我还试图隐瞒这个因素,哪里瞒得住,同事根本不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可惜我那年是夏天到济南的,如果深秋去,韩青给我配的,不就是深秋的衣服了吗?那我现在多省事呢。
我的小姨也发来祝贺的邮件,祝我儿子他们新婚之禧,也祝我老公和我新翁之禧,我还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个名词来来连带着祝我们。小姨只比我大八岁,我儿子出生时,她就升任姨婆了,这个婆字实在让她无奈,而她的样子又是那么年轻,我小姨观察事情和描述事情都特别有味道,信中提到我的侄女(比我儿子小三岁),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她,大概是照顾她那脆弱的自尊心吧,看她半天,终于怯生生地叫了一声“阿姨”,我儿子就在旁边着急地说:错了错了。然后老声老气地,一连叫了她好多声姨婆——那情景!的确就是我儿子那种急于要在大人面前给妹妹当示范的样子。
我没有通知我的澳大利亚表妹,她大概是从我小姨那里知道的,一定要寄红包来,她是主张热热闹闹办一回的,虽然跟我的主张不一样,可她那么说,我也觉得温暖与安慰。而先前有朋友与我讨论,说她哥哥姐姐为儿女大操大办婚礼,她只能参加。可她绝不给他们机会来还人情,她不会为儿子办这一套。她对我说:别人也会认为,你刘丽明的儿子也应该是不搞这一套的。我无语,觉得她说的也对。此时此刻,我反省自己,我好像是一个没有明确的不可移易的世俗形态的人,因此我才会迁就与谅解上下左右的一切人,他们的形态比我鲜明。只有鲜明的形态会让别人知道界限,我没有形态,他们感受不到我拒绝的界限,所以我迁就了他们他们还不认为我在迁就他们。至于我的另一个维度的空间,在我来说,那是明显存在的,在别人来说,那是不存在的,没有人知道避让和迁就。因为这个文字空间没有“上班”或“名利”等社会形态的庇护,它仅仅是我的内心要求,谁会买账呢?于是,上下左右的有形的家庭责任就年复一年无限制地入侵了。当然也是我自找的,我希望两全其美。我小弟弟先于我看到了这种“两全其美”的困境,他出重金为我扛掉一些责任。我则一直试图跟世俗责任讲理,结果就讲成现在这样。好在我终于在儿子的婚礼之前想通了这一点,这样我就可以心平气和地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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